袁志敏

内容提要  本文以宋代笔记为文献基础，在梳理宋代笔记中有关苏轼称谓的同时，着重考察其称谓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从而探究其形成的渊源。

关键词  苏轼称谓  宋代笔记  文化内涵  形成渊源

苏轼是宋代古文运动和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更是历代文人书写和研究最多的文学家，作为北宋文坛乃至整个文化史上的独特存在，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和演进具有重要的影响。迄今为止，其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生平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对其称谓的关注则相对较少。查阅相关数据库和文献记载，主要有朱安义《苏轼称谓考略》^[1]27周正举的《苏轼称谓考辨》^[2]35两篇文章，从学术专业性的角度对苏轼的称谓进行了全面地归纳概述，征引文献关涉历代笔记、小说、文集、诗话等，但给人以堆砌史料之感；另王维玉的《千年英雄苏东坡称号考辨》^[3]74、张鸣的《苏子的称呼》^[4]28、王琳祥的《“老泉山人”是苏轼而非苏洵》^[5]10、陆精康《有关苏轼称谓的三个问题》^[6]54等文章在苏轼称谓的个案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但难以整体进行把握和揭示其文化内涵。笔者近期在阅读宋代笔记史料时发现，笔记中有颇丰的关于苏轼称谓记载，而专门以此为文献基础进行研究的文章还相对薄弱。从而为我们考察和研究苏轼称谓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可能性。文章拟以宋代笔记中所载苏轼称谓为文献基础，着重分析其称谓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及形成的历史渊源。

一、宋代笔记中的苏轼称谓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四《别号小照》载：“近俗市侩牙人俱有别号，后生小字并画小照。舒铁云《怀王仲瞿诗》云：文如谢灵运，武如郭子仪，有名而无字，古人亦大奇。后世好标榜，称谓日日新。走卒号居士，达官署山人。”^[7]499此记载指出了古人因标榜而称谓的实质。对于古人而言，称谓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体，以“标榜”二字来简单概括反而显得言不尽意，尤其是对苏轼而言，“身行万里半天下”的人生境遇，既是对自身飘荡不定之感的抒发，同时也是对自身行迹的鲜明书写。正是基于苏轼自身的行迹与心迹所一以贯之的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影响，为笔记中苏轼称谓书写的多样化和丰富性提供条件。

（一）宋代笔记中苏轼称谓的文献辑录

宋代笔记中关于苏轼称谓的记载比较丰富，深入考察苏轼称谓之前，对苏轼称谓的引录是必要的。在宋代笔记中，对苏轼称谓的记载存在四种形式：一是苏轼的一种相同称谓散见于不同的笔记中；二是一种笔记中出现苏轼的不同称谓；三是一种笔记中多次出现相同的称谓；四是不同笔记中出现不同称谓。针对上述记载形式，对其引录原则是：对不同笔记中散见的同一种称谓尽录；对一种笔记中散见的不同称谓尽录；对一种笔记中多次出现相同称谓择一求善引录。其具体记载引录于下表，不揣浅陋，就教于方家。

以上是笔者据宋代笔记中有关苏轼称谓相关记载的文献引录。兹以此为基础，作相关分析归纳。表中所涉苏轼称谓的相关记载，以《丛书集成初编》为主要文献来源，丛书集成初编未收录的，以《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和中华书局单行点校本为资料来源，此不在一一标明出处。

（二）宋代笔记中苏轼称谓的类型归纳

据不完全统计，上述所引笔记次数43次，出现苏轼称谓的数量达29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称谓特色，是由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决定的，因而直接制约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社会变革，也就直接的乃至迅速的影响着称谓的变化。”^[8]134苏轼上述29种称谓的呈现，正是对两宋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集中反映，所体现的是当时文人士大夫所凸显的一种理性思维和自觉意识，在“尽个性而求整体”的士风下的一种思想独立与情感独立的反映。在上述苏轼的称谓中，按照称谓类型或者称谓方式，主要分为以下五类：一是直呼姓氏或姓名，如“苏氏、子瞻、轼”出现比例为11.6%；二是以别号或雅号称之，如“先生，东坡，坡，东坡先生，东坡老人，东坡居士，坡公，东坡公，东坡苏公，东坡道人，苏东坡，老泉山人，苏公，坡翁”出现比例为32.5%；三是以行辈称之，如“大苏，苏二，大苏公，苏长公。”出现比例为9.3%；四是以官职称谓，如“苏贤良；苏端明；苏内翰；苏尚书；苏学士；狂副使。”出现比例为13.9%；五是以地望称之，如眉山公，苏惠州，出现比例为4%。当然，“宋代的各种称谓，按其性质可分为尊称、卑称、通称、美称、恶称、谬称等六种。”^[9]103按其性质来分，上述称谓最突出的性质则是对苏轼的尊称或者是敬称。除却直呼姓名的称谓，其尊称或敬称散布于苏轼的官职称谓、别号称谓和行辈称谓中，约占苏轼称谓的55.8%。而对其敬称所出笔记文献考察，其敬称或尊称的笔记作者以苏轼门人和比苏轼所在时代稍晚，且对苏轼仰慕之人。通过对上述苏轼称谓的相关分析可知，苏轼称谓不同类型的呈现已不仅仅是单一事物的存在，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事件和文化现象，给予了事物本身以外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

二、宋代笔记中苏轼称谓的文化内涵

温志拔在论述宋代笔记的文体特质时强调：“宋代笔记的内容不再是以外在历史和异己对象为主，而以记录自我生命的经历和思考为主，即体现出以个体经验世界为中心的包罗万象的博杂性，同时也体现出学术文化生活为中心的学术性特征。”^[10]54质言之，宋代笔记中所见苏轼称谓，正是宋代文人自身丰富多元的文化生命和学术追求的文化载体，体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现实世界中对具体日常生活经历中的生命思索体验，同时也是其生命意识和思想内涵的外在表现。

（一）追慕古人的文化认同和景仰先贤的情感表达

况周颐《蕙风词话》指出：“两宋人填词，往往用唐人诗句。金元人制曲，往往用宋人词句。”^[11]13此言说明了后人文学创作化用前人语言成果事例，这种“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相望中”的创作方法正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更是对自身文学书写的一种创新。其一，将这种文学作品的化用现象移置于历史事件与相关的文化现象中，则就会成为一种追慕古人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表达。以“东坡”称谓为例，洪迈在记述苏轼“东坡”称谓来源时，将其称谓来源归于仰慕白居易忠州东坡之故，“东坡慕乐天”条载：“苏公谪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白公有《东坡种花》二诗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又云：‘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又有《别东坡花树》诗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皆为忠州刺史时所作也。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忠州相似。”^[12]485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白乐天，屡见诗篇……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13]79今人论述多从此说，故不再赘述；其二，用尊敬的称呼来实现对先贤景仰的情感表达和感激之情。如李廌《师友谈记》中的“东坡先生”称谓，《宋史·李廌传》：“谒苏轼于黄州，贽文求知。轼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廌再拜受教。而家素贫，三世未葬，一夕，抚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学，而亲未葬，何以学为！’旦而别轼，将客游四方，以蒇其事。轼解衣为助，又作诗以劝风义者。”^{[14]13116～13117}东坡不仅在学问上对其教诲与肯定，并且在物质上也倾力相助，帮助其度过难关，可以说，在李廌的心中，对于苏轼的尊重与仰慕已经超越了一般师生之间的情谊了，所以在其书写的文字中，以“东坡先生”来称之，表达对苏轼的教诲之恩与感激之情。终身执弟子之礼，才有了“轼亡，廌哭之恸，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于事师之勤，渠敢以生死为间’”的感情流露和“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的千古评价；又如何薳《春渚纪闻》中的“苏公”称谓，亦是表达了对苏轼的景仰与尊敬之情。其父何去非为人耿介，唯独得到苏轼的赏识。元丰五年，何去非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神宗皇帝以其对策词理优赡，且长于论兵，以武官除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元祐四年苏轼举荐何去非为太学博士，《举何去非换文资状》载：“去非虽喜论兵，然本儒者，不乐为武吏。又其他文章，无施不宜。欲望圣慈特与换一文资，仍令充太学博士，以率励学者，稍振文律，庶几近古。后若不如所举，臣等甘伏朝典。”^[15]837后因性格耿直，不苟合于当时，以承奉郎出为徐州教授，元祐五年，苏轼在《进何去非备论状》中又再次举荐：“谨缮写去非所著《备论》二十八篇附递进上，乞降付三省执政考览。如臣言不谬，乞除一馆职。”^[15]897在宋代重文轻武的大的政治环境中，文官的荣耀要优于武职，苏轼举荐何去非换文资，担任太学博士，对于何去非来说，是莫大的荣耀。苏轼对何去非的知遇之恩，不仅何去非感念，何去非的后人亦对其充分尊重，《春渚纪闻》中以“公”称之和列专门章节记述苏轼的逸闻轶事即是充分体现。

（二）轻己重人的自谦品性和崇官抑民的等级观念

《礼记·曲礼上》载：“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16]4质言之，礼就是要求自己谦卑而尊重别人，且在适用范围上，无论贫富贵贱，都要求人必须谨守礼节，而绝不允许有失礼的行为。以礼而关涉君子安身立命的道德规范则是中华民族孜孜不倦的追求，相对于西方文化中追求张扬、追求表现和凸显个人主义的特征而言，“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品格，中国自有文明以来，其自谦的品性便植根于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作为一种传统美德代代相传。“自谦”则须轻“己”，轻“己”便会重“人”，这种品性不仅体现在待人接物、迎来送往的日常生活中，它也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古代人物的称谓里。而苏轼称谓的多样化尊称正是这种品性的集中体现，如《后山谈丛》：“苏长公谓：“彩色非吴生所为，二子规模吴生，故长于设色尔。”^[17]1586《老学庵笔记》：“东坡先生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17]3524《侯鲭录》里“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田间”中所含的“长公”“东坡先生”和“东坡老人”等具有尊敬意义的称谓，这种“省字见尊”的称谓方式，即称某些特定的尊者时，故意省掉尊者“字”的后一个字而代之以“老”“公”“先生”“翁”等显示尊崇的字眼，以示不敢窥其项背之尊意，深刻的阐释着中国古礼之中自谦品性所表现出的重人轻己的道德品质；其次，除却上述自谦的品性之外，礼的另一特征便是别尊卑，其实质便是等级观念的不同差别。这种等级观念不仅体现在君臣、父子、长幼、男女之间，而且体现在“官”“民”之际。徐少舟老师曾指出：“在中国传统的人物称谓习俗中，还有一种独特的称呼他人的现象，更能说明这种崇“官”的观念是何等深入人心，即以官职称呼某人。尤其是对那些曾经有仕宦履历的作家，人们似乎更愿意以其曾任官职为其别集的名称，以官职径称其诗文。”^[18]131这种崇官抑民的等级观念在苏轼的相关称谓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如秦观在《贺苏礼部启》：“伏惟礼部郎中先生，道贯神明，智周事物，决科射策，亟问董相之风，逆指犯颜，屡奋史鱼之节。周旋台阁，而风采可畏，流落江湖而容貌不枯。”^[19]918其中称苏轼为“苏礼部”，李廌在《师友谈记》：“礼部苏尚书为言：顷石参政中立为馆阁时，亦赐绯，仍系银带。”^[20]13其中称苏轼为“苏尚书”，盖因苏轼于元祐年间担任吏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等之故。以上事情均载《宋史苏轼传》中，兹不再具体阐释。苏轼曾于治平二年至熙宁元年除直史馆，“直史馆”这个官职名称，为宋朝所设置的“三馆”之一的史馆机关中的首要官职名称，主掌修撰国史（俗称太史），故而称苏轼为“苏太史”，见黄庭坚《次韵子瞻武昌西山》诗云：“平生四海苏太史，酒浇不下胸崔嵬。黄州副使坐闲散，诛疏无路通银台。”^[21]189以上都是以官职来称谓苏轼。对于儒家文化熏陶的国人，历来重视“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而这三不朽与为官又紧密联系，这种称呼的传统不仅仅只表现为一种纯客观的一种文化的标志，究其原因，与宋代文人的生活风尚和交游现象息息相关，其实质正是传统文化所表现的“崇官”的鲜明体现。

（三）贵生贱养的生命意识和尊宗敬祖的桑梓情节

资庆元在论述唐诗人物称谓时强调：“唐诗人物称谓，往往不仅能表示出人物的家情际遇、社会地位、个性特征等，而且能表示出诗人思想情感的不同色彩。”^[22]65同样，上述所见苏轼称谓，不仅仅是人物的一种纯客观性标识，它更积淀着称谓本身所蕴含的一种文化内涵和意识观念。首先是对“贵生贱养”的生命意识的尊崇。人们在诞生之初这一阶段的命名礼仪之中，往往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贵生贱养”的生命意识，这种意识突出的表现在人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如诞生之初的乳名，长大之后的字以及官名，甚至于去世以后所体现或者追认的谥号等等。对于苏轼而言，贵生贱养的生命意识的突出表现则是诞生之初名字的命名与选取。《礼记·内则》记载：“三月之末，择日剪发为鬌，男角女羁，否则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见于父，贵人则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浣，男女夙兴，沐浴衣服，具视朔食，夫入门，升自阼阶。立于阼西乡，妻抱子出自房，当楣立东面。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时日只见孺子。’夫对曰：‘钦有帅。’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16]393另《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笄而字。”对于古人而言，不管是命名还是取字，周礼中都有着严格的制度设计和仪式规定，如取名苏轼，其中“轼”本义为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出自《左传·庄公十年》“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其父亲苏洵为其子命此名，《名二字说》详细阐述其内涵：“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23]245表达了苏洵的担心以及对苏轼的期望。对这种命名礼仪的重视，不正是我们古人对“贵生”意识的高扬吗？其次，“尊祖敬宗”的桑梓情节在苏轼的称谓中集中体现。“桑梓”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精神的依靠，在传统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乡土中国中，对故乡的眷恋和对祖宗的家族情节，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情感内化和地域认同。在“苏眉山”“苏眉州”“眉山先生”“眉山公”“眉山苏轼”称谓中，则是以籍贯作为称呼的依据，因苏轼籍贯为眉州眉山人，所以以故乡之名来称呼，“峨眉先生”则是以家乡的风物为称呼的依据，“赵郡苏氏”则是以祖籍之地或者郡望之地作为称呼的依据。正是“寻根认祖”的文化意识在人物称谓中的鲜明呈现，而这种以“祖籍郡望”或者“籍贯”的称谓习惯，作为一种文化风尚一直延续至明清两季。在地著式、重根式的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羁旅行愁、游子思归的社会意识，在情感内化和地域认同方面的表现，尤为深沉与重要。

三、宋代笔记中苏轼称谓形成渊源

笔记中所见苏轼称谓的多种叙述，并不是作为符号化的标志独立的存在，而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和中国传统古礼相始终而存在的。笔记中所见苏轼称谓的多样化和丰富性，既有其历史渊源，又有其现实依据。

（一）宋代右文政策和宋型文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北宋政权的建立，是承袭唐末五代武人政治和军阀割据的余波建立起来的，军阀割据所带来的社会破坏性是赵宋王朝统治者所亲身经历的，它所带来的政权隐患以及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不得不使宋初的统治者引以为戒，北宋政权的开拓者和后继者大力推行文治，以文御国，重视文人士大夫在政权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逐步形成了有宋一代以“右文”为主要特征的祖宗之法。田耕宇指出：“宋代右文政策对宋代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人集参政主体、学术主体与文学主体于一身的复合型特征。”^[24]213这种复合型的特征的突出影响便是促进了北宋文人士大夫集体意识的觉醒和文人记述的繁荣，宋代笔记的繁荣发展，正是这种复合型特征的必然结果。“太宗继位以后，实行殿试以诗、赋、论三题考试，内容侧重于策论，自嘉祐以来，古文为贵，策论盛行于世。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著述立说成为文人热衷之事，笔记的创作队伍因而逐渐壮大。下至平民文人，上至朝堂重臣，以及僧人都成为笔记创作的一员。”^[25]4不管是与苏轼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北宋文人士大夫或者比苏轼生活时代稍晚的南宋士大夫，作为笔记的记录者，或是亲身经历，亦或是来自前辈的口耳相传，苏轼称谓的多样化记录，体现了当时亦或后世文人对苏轼的敬仰与尊崇。苏轼称谓多样性的出现，不仅是文学自身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了政治上的动力，这就是政治影响文学的必然结果。宋型文化所承载的宋人强烈的理性精神和自觉意识在表现苏轼称谓上得以突显。

（二）苏轼仕履的空间迁徙和人物交游的必然选择

莫砺锋老师在《漫话东坡》一书中对苏轼在朝廷的任职情况做了统计，说东坡一生中真正在朝廷任职的时间前后不过八年零十一个月。也就是说，苏轼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除却外任和回乡丁忧，不是被贬谪，就是在被贬谪的路上，其诗《龟山》云：“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26]291写出了苏轼飘荡不止的生活情态和不合时宜的处世心态，而“万里”“半天下”则是对苏轼贬谪区域的真实写照。在苏轼的仕履生涯中，我们可以用一组数字来进行概括：一是“八州太守”，苏轼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和扬州做知州，主政一方。二是“三部尚书”，苏轼在元祐年间先后担任礼部、吏部和兵部尚书。三是“四处贬谪”，自乌台诗案后，苏轼先后被贬谪到黄州、汝州、惠州和儋州。四是“一任内翰”，即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的这种仕履境况和贬谪遭遇，笔者认为，笔记中所见苏轼称谓的多样性，提供了三个可能：苏轼仕宦和贬谪行迹中的迁徙为苏轼称谓的多样性提供了空间因素，苏轼仕宦和贬谪行迹中的交游为苏轼称谓的多样性提供了人物因素，苏轼仕宦和贬谪行迹中的雅集为苏轼称谓的多样性提供了背景基础。

（三）苏轼人格魅力的彰显和文人群体意识的主观选择性

刘明华先生在《东坡人格的文化学阐释》一文中，对东坡的人格进行全面的关照，并总结为八个方面：“一曰生性狂直，与物多忤；二曰锐意报国，拙于谋身；三曰知易行难，恪守其中；四曰群而不党，交而不随；五曰情不理性，散而有为；六曰乐天知命，随遇而安；七曰气体内充，风华外焕；八曰清远脱俗，美化人生。”^[27]55上述八个方面从政治态度、人性品格、人生追求、哲学内涵、精神风貌和艺术境界以及人生风趣等方面全面的对苏轼的人格魅力进行了文化学的阐释与考察。苏轼之所以被中国古代文人视为典范，其主要原因则是其所具有的理想人格特征引起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共鸣。而这种心理共鸣也使得苏轼与同时代的文人以及后世文人在历史心性、文化自觉和情感认同上保持了高度的自觉。“历史心性”指称人们由社会中得到的一种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文化概念，在此文化概念下，人们循一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笔记中对苏轼的不同称谓记载，正是人们由当时的社会中所得到的一种关于历史时间和发生时间之间的一种文化概念，并且是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地理环境所表现的一种文化概念的回忆和建构。当然，后世文人对于苏轼称谓的不同记载，同时也体现着文人群体的一种文学的书写自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情怀是每个士子的不懈追求。当仕途受挫和生活坎坷时，他们都会不有的产生一种郁郁不得志的的悲愁和苦闷，如何度过这一阶段，对前辈文人的历史记忆和追怀则会称谓其抒发情感的有效方式，苏轼以古代文人的典范，成为众多文人进行情感抒发和文学书写的自觉性追求。在书写中，多样化的称谓既表现了对苏轼的崇敬之情，更突出了群体意识的主体选择性情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宋代笔记中所涉及的丰富的苏轼称谓的记录，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即政治思想文化及其变革，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首先，社会历史背景为苏轼称谓多样性的出现提供了社会基础，它的出现，离不开宋代崇文抑武的大环境影响，更离不开苏轼仕宦履历所经历的人生行迹与心迹；其次，苏轼称谓的丰富性又是对当时社会背景中所表现的文化多样性的反映和汲取，反映了后世文人追慕前人的心理倾向，体现了古代中国重人轻己、敬祖寻根等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自觉。作为一种纯客观性标识和积淀着一定文化内涵的苏轼称谓，对其文化内涵和形成渊源的把握，不仅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有深层的认识，更有利于我们深入的来了解苏轼以及他所代表的东坡文化。

注释

〔1〕  朱安义《苏轼称谓考略》，《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3）。

〔2〕  周正举《苏轼称谓考辨》，《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古籍整理研究》1983（27）。

〔3〕  王维玉《千年英雄苏东坡称号考辨》, 《平顶山学院学报》2017（1）。

〔4〕  张鸣《苏子的称呼》，《语文教学之友》2008（5）。

〔5〕  王琳祥《“老泉山人”是苏轼而非苏洵》，《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1）。

〔6〕  陆精康《有关苏轼称谓的三个问题》，《中学语文教学》2013（2）。

〔7〕  （清）梁绍壬撰《两般秋雨盦随笔》，清道光振绮堂刻本。

〔8〕  籍秀琴《称谓与社会背景、社会变革》，《北京社会科学》1995（4）。

〔9〕  朱瑞熙《宋代官民的称谓》，《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3）。

〔10〕  温志拔《文人与宋代笔记》，《长春大学学报》2019（11）。

〔11〕  （清）况周颐《蕙风词话》，惜阴堂丛书。

〔12〕  （宋）洪迈《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

〔13〕  （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4〕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15〕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16〕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上，中华书局2001年版。

〔17〕  上海古籍出版社主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8〕  徐少舟《中国传统人物称谓习俗的文化透视》，《江汉论坛》2004（2）。

〔19〕  （宋）秦观撰，徐培均等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0〕  （宋）李廌撰《师友谈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1〕  （宋）黄庭坚撰，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

〔22〕  资庆元《唐诗人物称谓述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4）。

〔23〕  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六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

〔24〕  田耕宇《宋代右文抑武政策对宋型文化形成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

〔25〕  翟璐《宋代笔记中的苏轼》，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4月。

〔26〕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27〕  刘明华《东坡人格的文化学的阐释——〈读苏轼人格研究〉》，《乐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4）。

    袁志敏，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文博馆员。文章原载于《苏轼研究》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