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康 

内容提要  列举《东坡志林》中的十处错误进行分析、辨证、钩沉。

关键词  东坡志林  版本  辨证  钩沉

选读数种版本之《东坡志林》，在注释、点评过程中，似觉有辨正钩沉之必要。辨正者，辨明是非、匡正讹误之谓也；钩沉者，探索深奥道理或散失内容之说也。然仅为个人浅见，仅供各位读者参考。

一、第6篇《游白水书付过》，结尾处讲到“复与过饮酒，食馀甘煮菜”，何为馀甘？目前看过的好几个版本，均未加以注释。有一个版本则在其书中第9页注曰：“馀甘，剩余的饭菜。”此则谬也。经查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辞源》合订本第1866页“馀甘”条：“馀甘，橄榄的别名。”该条引《临海异物志》：“馀甘子，棱形，初入口舌涩酸，饮水乃甘，又如梅实。核两头锐，呼为馀甘，与橄榄同一物异名耳。又，别名馀甘子，生岭南。”释义准确而又清楚，可匡正前所列举的错误注释。

二、第14篇《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是“志林”中一则十分珍贵的文学史料。内中涉及北宋年间对“三国”人物的品评。北宋已盛行说评书、说“古话”，且常有“说三国事”的说书场面。那时候的市井民间，通过这类评话式的讲、说，是如何品评三国人物如刘备、曹操的？对于我们关注这一阶段史实的现代人来说，是一段陌生的空白，因而既饶有兴趣也至为新鲜。在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曾首倡运用唯物史观重新评价曹操，不仅报纸上出现了大量的争鸣文章，引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争论，而且郭还为此创作了新编历史剧《蔡文姬》，为重新“评曹”树立了新的艺术标杆。苏轼此文，则是北宋年代民间观点的实例，真实凝炼而又生动、形象，大可作为当今参考之重要文献。我在写作该篇赏析文章时，一则参考了吴小林先生为《三国演义》所写的 “前言”，并引了其中一段话；二则请教了全国著名的“三国”研究专家、四川省社科院的沈伯俊教授。我除如实地照原文译述苏轼当年“扬刘抑曹”的观点之外，还在赏析文章中引证了郭沫若的当代观点，而对于苏轼九百多年前的说法，也如实地予以陈述。我认为这样做似更客观一些，也似乎更加符合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唯物史观。

三、第34篇《别子开》，写东坡为老朋友曾肇（字子开）饯行时，作草书相送。我翻看了《东坡志林》好几个版本的同题文，均为“故为作草，露书数纸”，并将“作草”和“露书”分为两个单词，加注为：“作草，起草书信”；“露书，不加封缄的公文或书信”。经查河北人民出版社（下同）之《苏轼全集校注》（文集）第8256页，句中未加标点，为“故为作草露书数纸”，这便将“作草”和“露书”变成了“作草露书”，这样一变，“作”仍为动词，即写也；而“草露书”则成了一种书法的专用名词。《苏轼全集校注》（文集）第8258页注[7]，据唐代韦续《墨薮》卷一《草书十二人》释为：“张芬孤松耸身，弱草垂露”，遂以草书中之“弱草垂露”释“草露书”。这样解释似更符合书法常识。于是我以此为据，在《别子开》注[5]中释为“草露书，古为草书之一种”，这样，便匡正了前面引文“作草，露书”省掉一个标点符号（逗号）之误，其释义也更符合书法常识。

四、第35篇《昙秀相别》，有“鹅城清风，鹤岭明月”之说。对于“鹅城”与“鹤岭”，现流行的《东坡志林》好几种版本均加有注释，但说法不一。有的注曰“非实有其城，非实有其岭”，否定了“鹅城”、“鹤岭”之实有地名，未免失之武断；有的则说：“疑是惠州境内地名”，既称“疑是”，又笼统而指之“境内”，语焉不详。经查《苏轼全集校注》（文集）第7876页注[4]注[5]：“鹅城，指惠州，因有鹅岭，故名。”并引《方舆胜览》卷三六《惠州》：“郡名鹅城。旧传有古仙放木鹅流而至于此，因建城，故至今称为鹅城”；“鹤岭，即白鹤峰。白鹤峰，在江之东，旧称惠阳为鹤岭者，以此山下有合江楼，苏子瞻所居”。上引注释不仅否定了“非实有其城，非实有其岭”的说法，亦纠正了“疑是”之说，应当说是详尽而准确的。

五、第59篇《本、秀非浮屠之福》，有“稷下之盛，胎骊山之祸”一语。流行的几个《东坡志林》版本，均释为“骊山之祸，指秦始皇在咸阳焚书坑儒”，或“谓秦始皇坑咸阳诸生四百六十余人事”。实则错也。经查《苏轼全集校注》（文集）第8231页“骊山之祸”条，方知其事由为：“秦改古文，以为大篆及隶字，国人多诽谤怨恨。秦苦天下不从，而召诸生，到者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种瓜于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硎（xíng）谷之中温处，瓜实成，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说，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能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据此段文字，方知此“骊山之祸”是秦时的一段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弥天大祸，它与“咸阳之祸”即史载之“焚书坑儒”是不同的两回事。其一，事发地异，一为咸阳，在今陕西长安县西之渭城故城；一为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其二，坑儒数异，咸阳坑杀诸生四百六十余人，而骊山则活埋达七百余人。其三，事发因异，咸阳坑儒，因始皇下令：“谈论诗书处死，以古非今族诛”； 遂焚毁民间诗、书及百家书。骊山之祸，则是秦始皇预设阴谋，在骊山温谷挖坑种瓜，以冬季瓜熟之奇异现象，引书生聚看而诛杀之。其四，显、隐有异，咸阳坑儒，诛杀者明火执仗，公开杀人，以致天下皆知；骊山惨祸，以“冬月看瓜”为诱饵，预设伏机，秘密屠杀，外人不得而知；且隐瞒达二百余年，直至唐朝颜师古著《汉书·儒林外传》方披露于世。以上所列四点，完全可以说明咸阳“焚书坑儒”与“骊山之祸”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而好几家同为《东坡志林》作注的作者均出错，以致误导了读者，这是值得引以为教训的。

六、第64篇《东坡升仙》，提及“太守”姓名，有四、五种《东坡志林》点评本或校注本皆称“何述”。但只提其名，言之不详。经查对《苏轼全集校注》（文集）第8124页注[7]，则名为“柯述”，且注曰：“柯述，字仲常，南安人……知襄垣县，熙宁中通守彰州，以救饥得民二鹊，苏轼尝为之作《异鹊》诗。元符间知广州，以直龙图阁移知福州”，并特地注明“事具《万姓统谱》卷三五、《鸡肋集》卷三三《跋东坡所记彰守柯述异鹊事后》”。看来“何述”应更正为“柯述”，以免因姓氏之误而张冠李戴。

七、第77篇《记范蜀公遗事》，有的版本在本篇末尾“元符四年”下作注：“元符四年：公元1101年”，“元符四年”为年代之误；若给错误的年代加注，更是错上加错的常识性错误。第一，元符年间根本就没有“四年”之说，因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赵煦）驾崩，皇太后向氏立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赵佶为皇嗣，即位，为徽宗。“元符”即终止于三年，而“元符四年”当然便成了子虚乌有。次年（1101）徽宗即改年号为建中靖国，故1101年应为“建中靖国”元年。第二，经查《范景仁（范蜀公即范镇，字景仁）墓志铭》，范蜀公（范镇）逝于元祐三年（1088）闰十二月。《记范蜀公遗事》既标明“遗事”，当系作于逝后。故本文应作于“元祐四年”（1089）。第三，据《苏轼全集校注》（文集）第8194页该文注[1]：“范镇死于元祐三年闰十二月，本文作于其后”；并指出《志林》在该文下错注为“元符四年四月五日”八字；随即加按语曰：元符无四年，“元符”或为“元祐”之误，可参见《苏轼年谱》卷八。依据上述三条，可说明写作时间绝非误注之（历史上本来没有的）“元符四年”。

八、第88篇《论贫士》，有“肉糜”一词，原文是“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这是历史上一则有名的典故，也是一则讥讽帝王的著名笑话，流传已久，众所周知。然而我却看到一本列入“历代名家小品文集”的《东坡志林》校注本，该书的作者，居然在“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一语的注释中，堂而皇之地“释”曰：“糜，麋鹿，即四不像。原产我国，是一种稀有的珍贵兽类。”此则大谬也！糜者，稠粥也；肉糜者，肉拌之稠粥也。此公竟将“肉糜”之“糜”与“麋鹿”之“麋”混为一谈，张冠李戴地胡乱解释一通。这不仅有损“历代名家小品”的声誉，而且将读者引入歧途。若是将“肉拌之粥”解释成“四不像”之麋鹿，那才真正有点“四不像”呢！这不是将晋惠帝本来就“大谬”之话，解释得谬之逾远么？此误，可为作者、编者和出版者引为鉴戒。

九、第93篇《赤壁洞穴》，所指赤壁，因涉及历史上“赤壁之战”之故址，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据地理方志所载，湖北江汉之间称“赤壁”者即有五处之多，最著名的有两种说法：一说赤壁即赤鼻山，在黄州府城西北汉川门外，屹立江滨，土皆带赤色。因下有赤鼻矶，故偕其音而名赤壁山。另一说，据《元和郡县志》卷二七《鄂州》：“赤壁山在县（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用黄盖计，焚曹公（曹操）舟船败走处。”二者是不同的两个地方。我曾经两次到过“黄州赤壁”，也曾参加过在眉山和外地召开的关于“赤壁”问题的研讨会，聆听过专家学者的高见。关于“赤壁”确址争端的论文、论著，可谓多矣。在苏东坡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是倾向于“黄州赤壁”的，然而他对赤壁之“确址”却也存疑。这体现在他的关涉赤壁的多篇作品之中。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所写的这篇《赤壁洞穴》中，使用了“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从“或言”与“果是否”的设问，即可看出他是明显地带着疑问的。两年后的元丰五年（1082），他在黄州时所作名篇《赤壁赋》，有“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依然用了“此非……乎”的疑问的语气。再后于当年十月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又写道：“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谓之“人道是”，也是留有余地的。我们在研究探讨这一课题的时候，似应持一种冷静的态度，即既要看到当年东坡所作词、赋中确曾借“黄冈赤壁”说事，也应看到他未加完全肯定甚至心存疑点的客观态度。更重要的，我是全心折服于东坡关于赤壁的词、赋，真是写得太美、太好了！因此，我主张在学者们对“赤壁”确切地址仍存争议的情况下，不妨将其具体地址的争论暂搁一边，姑置勿论，而将兴趣转移到东坡关于赤壁的文、赋、诗、词中来，咏叹之，赏析之，赞美之，玩味之；这样于己于人，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

十、第96篇《陈氏草堂》，开篇便涉及到地名“慈湖”。在流行的《东坡志林》释注本中，有一个版本注曰：“慈湖，水名。在浙江慈溪县东北”；另一个版本则注曰：“慈湖在当涂北四十里……后湮，其余水流入大江。”此则“慈”、“磁”不辨，酿成谬误也。《苏轼全集校注》（文集）第8252页注[2]则首先从名称上纠正曰：“慈湖”当作“磁湖”，看来是同音异名的两处湖泊也。《校注》接着曰：“《元丰九域志》卷六言兴国军（即武昌）大冶县有磁湖及磁湖镇”。又引《清统一志》卷三三五《武昌府一》：“磁湖，在大冶县东北五十里，自胜阳港入江。”再引《名胜志》曰：“以岸旁多生磁石，故名。”《府志》曰：“有苏公石在湖上，二苏诗刻犹存”。并且明确加“案”曰：“宋之磁湖镇在长江南岸，今湖北黄石西北。”《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在此“磁湖”条目中引证多家之说，应当说是讲清楚了磁湖的地理位置的。尤其是纠正了前面所注之误，即“磁湖”错为“慈湖”的一字之差，以及地理位置从湖北错为“浙江”的易位之差。

以上仅是我在撰写《东坡志林》赏析文章时，于阅读中所发现并随手记下来的一些例子。本来还有一些错、谬之例，为节省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我想，这些问题若不加以匡正，将会贻误更多的读者。我由此而想到今年早些时候，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中学生汉字比赛大会的“纠错”活动，是多么及时多么必要；而国家的此类倡扬，又是何等重要！客观而论，书写错别字、发生笔误，这在生活中确是常事，任何学问高深的专家、学者都几乎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将这些错误，一路“绿灯”，毫无顾忌地“植入”国家正规出版物，让其堂而皇之地通过“合法”的途径去误导广大读者，这就未免有点不负责任吧？故特此辨正如上，以就教于诸位方家和读者朋友。

2013年12月10日于四川眉山

徐康，四川省作协名誉副主席、一级作家。转自2014年第2期《苏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