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  军 

内容提要  史籍和各家著述，对苏轼这两次陆路出蜀的路线的说法主要有“经阆中出褒斜”和较为审慎模糊的“过剑门至凤翔”二说。本文通过考察蜀道的变迁（部分为实地考察），结合“三苏”与蜀道少量有关资料和苏轼同时代前后人物的蜀道诗文，试图对苏轼当年这两次陆路出蜀的路线作初步的探索和还原。

关键词  苏轼  陆路出蜀路线  考探

引言

苏轼一生凡三次出蜀，二次返蜀，陆路和水路都走过。嘉祐元年（1056）三月，三苏父子赴京出蜀；熙宁元年（1068）冬，服父丧满，与弟辙一起还朝，两次均走陆路。还有一次陆路归蜀，为嘉祐二年（1057）夏，苏轼兄弟一举成名时，母程夫人故，父子三人仓惶离京，回乡奔丧，此次陆路归蜀史料甚少，本文不做探讨。

遍览史籍和各家著述，对苏轼这两次出蜀的路线说法不一。究其原因，除了苏洵有早年历蜀道回忆之作《忆山送人》外，苏轼（包括三苏父子）这两次“北行”无《南行集》那样行程中的纪实诗文（或尚未发现）可供后人考探；其次，宋代秦蜀通道（以下简称“蜀道”），历经战乱、修整、改道等近千年变迁，部分路段或湮没沉寂，或另僻新径。

笔者查阅资料发现，有关苏轼两次出蜀路径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经阆中出褒斜”和较为审慎模糊的“过剑门至凤翔”二说。

持前者观点的有：（清）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曾枣庄著《苏轼评传》、台湾学者李一冰著《苏东坡大传》。

持后者观点的著述如：孔凡礼著《三苏年谱》“洵父子发成都，过剑门，经凤翔府，眉县横渠镇，游崇寿院，经扶风”,“过益昌，轼辙晤鲜于侁，时侁漕利路……至凤翔”；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自蜀赴汴，有两条路：陆路北上出汉中，穿越秦岭的一些山谷，到达关中，然后东折；水路沿长江出三峡”,“苏轼续娶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为妻，到十二月……还朝……先至长安过年，次年二月才到汴京”；林语堂《苏东坡传》“父子便自旱路赴京，迢迢万里，要穿剑阁、越秦岭，为时须二个月余。”

王水照编《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及大部分苏轼诗文校注、苏学专著均未述及苏轼陆路出蜀具体路线。

“经阆中出褒斜”观点之始应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该四十余卷的总案既是近代苏诗校注的重要成果也是“苏轼年谱”的扩编，该总案“多可考究，也有谬说”^〔1〕。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孔凡礼点校本《苏轼诗集》即以《集成总案》为底本，校以宋刊本集、施顾注本等、以及近代校勘批语，校勘汇集而成。孔老在修订其著《苏轼年谱》基础上所编《三苏年谱》并未采用王文诰的观点，王水照、朱刚先生所著《苏轼评传》中也未言及“经阆中出褒斜”。

本文通过考察蜀道的变迁（部分为实地考察），结合“三苏”与蜀道少量有关资料和苏轼同时代前后人物的蜀道诗文，试图对苏轼当年这两次陆路出蜀的路线作初步的探索和还原。

关于苏轼莅阆问题

宋时出蜀的正驿路为金牛道（后文详述），发眉山、成都，过剑门至利州益昌（昭化）北上。还有一条路程较远但通达的“东川道”（文同诗注中谓之“南路”），此路从成都经梓州（今四川三台）、阆中，在昭化汇入金牛道。那么苏轼两次出蜀是走哪条路线，从一开始就成了问题。

除王文诰言“经阆中出褒斜”，迄今其他史料和地方文献均未明确记载。阆中史为状元之乡，北宋出“三陈”（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兄弟）名震天下。苏涣中进士吏阆，乃苏家之荣耀，阆中是不多的与苏轼家族关系密切之地。然确未见本籍贤才述及苏轼莅阆之事，虽多有地方学者和近代出版物言及此问题，大多是疏理和推测，也有的是地方为打造文化名城善意之为。如刘友竹先生《眉山五苏与阆中》、杨林由先生著《阆中名胜古迹考释》、2013年6月16日《南充晚报》《苏轼赴京赶考留宿阆中》、李家驹《阆苑仙才鲜于侁》等。笔者2013年曾赴阆，同当地学者李家驹先生有过交谈，并实地造访贡院、读书岩（状元洞）及昭化古城。

主张苏轼莅阆说者，多以省亲（伯父苏涣曾吏阆）、题刻（读书岩“将相堂”）及苏辙诗《寄题蒲传正学士阆中藏书阁》为据。

经考，苏轼两次出蜀时段伯父苏涣未在阆。嘉祐元年，苏涣尚在衡州（今湖南衡阳）任上，嘉祐二年十月任满回京，而熙宁元年（1068），苏轼兄弟出蜀时伯父已辞世六年（苏涣1062年去世，时轼有祭文，辙有《伯父墓表》）。苏轼兄弟同伯父相处较长时间段分别为，庆历七年（1047）苏涣返乡奔父丧并丁忧（苏轼祖父苏序该年去世）和嘉祐五年（1060）南行返京时期，伯父“言及为政之方”。^〔2〕

《舆地纪胜》载：“宋元祐中，雍子仪家于阆州将相坊，筑会经楼（史上阆中学道街状元街交界处建有会经楼，为阆苑十二楼之一）^〔3〕，集京本、蜀本、浙本各一本，总三万余卷，苏公轼为题阁额，范百禄以下皆有诗，蒲宗孟为记。”《舆地纪胜》作者王象之，庆元二年（1196）进士，宝庆三年（1225）前后知潼川府（今四川三台），与苏轼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所述应可信，只是苏公元祐所题阁额语焉不详。拙见，既苏轼所题只与将相坊、会经楼有关，读书岩之题刻“将相堂”系苏轼莅阆仰三陈^〔4〕之作存疑，现岩上苏题极可能是应后人之托所题，或集苏迹上石，为阎苍舒《将相堂记》成文之后事^〔5〕。若当年苏轼实地造访宋真宗赐名御书“紫微亭”（《舆地纪胜》“紫微亭”条，未言及宋真宗赐书^〔6〕。），岂敢冒讳侧题。《舆地纪胜》阆州景物“捧砚亭”条下：“司马温公侍亲游三陈读书岩题名”^〔6〕。司马光与苏轼为同时代名人，岂有只列其一之由。至于此题落款，有后人纪念苏轼效三陈出蜀中举时辰之意。

被较多后人提及的苏辙诗《寄题蒲传正学士阆中藏书阁》为苏轼兄弟莅阆之证。该诗地方史籍有载，《阆中县志》误作《寄题蒲学士藏书阁》漏了关键的人名、地名，全诗如下：

朱栏碧瓦照山隈，竹简牙签次第开。

读破文章随意得，学成富贵逼身来。

诗书教子真田宅，金玉传家定粪灰。

更把遗编观得失，君家旧物岂须猜?

蒲宗孟（1022～1088），字传正，阆州新井人（今四川南部县），1053年进士，翰林学士，多有著述。在家乡建有清风书楼，是蜀中最早的私人图书馆。蒲与苏氏家族交往密切并有姻亲关系^〔7〕。苏洵去世之后写有《老苏先生祭文》，苏轼两次出蜀时蒲任职夔州和馆阁，《宋史》有传。

该诗前两句被认为是苏轼阅阆赏楼亲见之述。笔者认为，实为诗人应景酬颂之语，“朱栏碧瓦”、“山隈”、“竹简牙签”非实地所睹，欧阳修《永州万石亭》诗句：“作诗示同好，为我铭山隈”^〔8〕，梅尧臣《寄题滁州丰乐亭》有诗句：“引水开石池，结宇覆碧瓦”今考，蒲氏藏书阁清风楼旧址位于四川省南部县宏观乡，当地无苏轼兄弟到游之载。

笔者较为关注的是苏轼兄弟与鲜于侁的交往、唱和。其中兄弟二人的《和鲜于子骏益昌官舍八咏》等诗文，物象纷呈，有许多内容值得深入研究。

苏轼兄弟与阆人鲜于侁的交往不仅时空跨度大，唱和内容也十分丰富^〔9〕。熙宁元年冬，苏轼兄弟返京出蜀时与之有益昌之晤^〔2〕。益阆咫尺，时鲜于侁又返乡为官，二苏与之同游阆苑再行北上不是不可能，此次返京，苏轼兄弟从容漫游，沿途多有造访，加之携家眷避剑门之险，走东川道^〔10〕经阆至益昌北上合乎情理。

文同《阆州东园十景》诗下有注：“古时入蜀到成都，避剑阁之险者，往往自朝天驿（今广元朝天镇）舍陆觅舟至阆中，复舍舟而陆，西行通达，谓南路。”^〔11〕《续资治通鉴》卷十七载：宋时吏部尚书宋琪上书中言“利州最咽喉之地，西过桔柏江（即昭化），去剑门百里，东南去阆州水路二百余里”，表明阆利间早已水、陆二通。

透过以上资料，笔者认为苏轼两次出蜀是否到过阆中问题，仍需着力挖掘新的材料，期待新的发现。嘉祐元年“三苏”出蜀，有过剑门关史料确载^〔12〕。嘉祐之初，携伯乐之托书，赴京备考的苏轼，自阆中绕阆剑道（阆中至剑阁）北上的可能性小。反倒是熙宁元年冬，为避剑门之险，携眷从容返京游阆的可能性较大（待考）。

关于苏轼问道“褒斜”问题

自古出入秦蜀通道（本文简称“蜀道”）的史料和行道者诗文丰富，历代对蜀道的兴修、战乱、驿程、变迁记述详实，唯独“褒斜”或褒斜道（谷），语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及具体地理路径所指差异很大。

褒、斜本为源于秦岭南北二侧之流，斜水北出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入渭，褒水出褒谷（今汉中市褒城县境）入汉，二水上中游一带沿河谷地势低缓，褒斜古道即由此通过。史上穿越秦岭的四条栈道为“子午、傥骆、褒斜和陈仓故道”（又称散关道、嘉陵道、兴州道，本文统称“故道”）^〔13〕，褒斜和故道据史载为最早的越岭通道。而由唐、宋沿用至清末的官驿路，只有故道^〔14〕。

故道所经路线，自今宝鸡市（古陈仓县），至略阳县（古兴州），基本上与现宝成铁路（或嘉陵江）走向相伴（少许路段除外），历代变化不大。褒斜古道（汉晋褒斜道）路线也十分明确，是一条利用天然地形所僻，路程近捷的越岭之路。《梁州记》记载：“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长四百七十里”。具体路线为：自汉中（古兴元府）褒城出褒口，穿石门，经故三交城（今留坝西江口镇附近），登太白五里坡，下山经下寺，沿石头河，出斜口至眉县境。

故道之名，始见于《史记》，开辟利用却早于此。《史记·河渠书》记述：汉武帝开汉晋褒斜道的原因之一是“抵蜀从故道、多坂、回远”^〔15〕。这说明汉前故道已是入蜀要道之一，因其绕道太远，又多山岭，故复修不翻大山的褒斜（谷）栈道。二条古道，一条蜿蜒多坂，水路并通（因伴嘉陵江而修，行者常水陆并用）；一条近捷天然，但无嘉陵之易，一直延续多年，只是一个是驿路（故道），一个非驿路而已。此二古道，史上功用各异，驿程也不同，却又相互补充，甚至纠结附合，兴废共荣，同时也造成“褒斜”（道、谷）一词含义变化多异，这给我们厘清苏轼两次出蜀行迹路线制造了不小的困惑。好在相关史籍著述并不缺乏，只须着力用心罢了！

唐中叶后（开成四年前后始），汉晋褒斜道屡加修治，线路变动很大。致使北段离开了原旧道，另僻自兴元（今汉中）北上新路，并在凤州合于宝鸡、散关、凤州间的故道，此道仍称为“褒斜道”或“斜谷道”。而这正是唐“褒斜道”（或称“斜谷道”）之始。有关此间改道的史料可参见王开主编的《宝鸡古代道路志》。

唐中后期一些方家、诗文多称凤州至褒城间的道路为“褒斜道”或“斜谷道”，后人稍不察，即误为指汉晋旧道。刘禹锡《途赵中丞参山南幕府》诗云“绿树满褒斜……县道过黄花”，时黄花县在凤州北故道上，诗中“褒斜”无疑是指凤褒间的唐褒斜道。路线大体走向与今宝汉（宝鸡到汉中）省道公路相近。^〔15〕

经实地考察，袁永冰《栈道诗钞》中大量晚唐、宋代诗人经唐褒斜道的作品中，与上述情形一样，也是指唐褒斜道（宋此道变化不大，只是驿置有所调整），实地考察所经地望基本准确。但苏轼出蜀时期入川正驿官道仍为故道，这一时期从蜀道北段这两条道路上人物、诗文的数量差异也说明这一点。

从《宋会要辑稿》记载可知，北宋熙宁九年（1077）前，入蜀大驿路使用的是故道，但唐斜谷路并未废塞，“久来使命客旅任往来”。朝廷一番争论后，自熙宁九年后，盖以唐代斜谷道为大驿路。后不久又改回故道。^〔14〕

元、明、清时期，故道与唐代斜谷道地位转换，后者为大驿路，而故道仍并行为辅。故道的影响也逐渐下降。而此时，原汉晋褒斜道，虽北段仍通行旅，南段则已阻塞不通。^〔13〕

史上也曾将明、清时期“连云栈道”称为“褒斜道”^〔16〕。“连云栈”一名始见于元^〔16〕。“从褒、凤出者，为今之连云栈道，汉王之南郑由之”^〔13〕。而一般认为明、清以来所称的“连云栈道”指整体秦蜀通道，分“北栈”和“南栈”两大路段，“北栈”北段（凤州以北）借用故道，“北栈”南段（武关驿以南）借用汉晋褒斜道；“南栈”大部分借用“金牛道”入蜀路线，道间多山岭，有连接云表，连通各驿之意。

根据以上史料分析，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中“出褒斜”泛指蜀道尚可意会，言苏轼当年经褒斜道（汉晋故道或唐斜谷道）出蜀至凤翔府，则不确。理由有三：

1.苏轼本人有诗《入赣》句：“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并自注：“错喜欢铺，在大散关上。”^〔12〕毕沅《关中胜迹图志》：“错喜欢铺，在大散关上。”苏轼凤翔诗《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灭决囚禁……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 》中有“南山连大散，归路走吾州”句；苏轼为官凤翔期间曾多次到过“斜口”，并有诗《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 》、《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孔明所从出师也》，诗中无言忆及曾道出“斜口”。

2.苏辙当年使辽路上有忆及蜀道诗《古北道中》^〔17〕，诗中有“仿佛梦中寻蜀道，兴州东谷凤州西”句。“凤州西”直道出当年行迹的方位与走向，与故道路径相符。变迁后的唐宋斜谷道方位在凤州以东。部分学者对诗中的兴州、凤州地望有异议，认为“古北道中”，今河北滦平一带古时也有兴州、凤州。今查史料和《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时辽圣宗置北安州（治今河北隆化附近），金方始称兴州，与苏辙使辽时间不符。

3.除《褒城县志》录有一首《赠牛头石明上》诗（此诗《苏轼诗集》、《全宋诗》未收，是否为苏轼的作品尚待考证）外，汉中各史籍里均无苏轼到过兴元府（今汉中市）之述。更无经“褒口”览“石门十三品”之记载。

“褒斜”（道、谷），因其古老和史上有的各种传奇（特别是三国时期），加之变迁中复合其他道路（如故道北段），同时又是元、明、清时期以来一直采用的驿路，俨然已成蜀道北段，乃至整体秦蜀通道的代名词，其影响在近代超过了唐宋时的故道。清王文诰以简洁的“出褒斜”三个字述及苏轼出蜀路线（对苏轼熙宁元年出蜀路线更简言为“自阆中至凤翔”），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本文所讨论的苏轼出蜀具体路线问题，仍需实事求是，以客观、详实之材料加以分析考证方可还原历史，获得可信结论。

苏轼陆路出蜀具体线路初探

大多史籍、地理方志在叙及蜀道及其驿程时，均采用以都城、府城（如唐长安、宋汴京）为基点，自北而南（即入蜀的方向）载述。本文为行文方便，结合史料引文的顺序，将以先“北栈”后“南栈”之序讨论有关苏轼行于蜀道的路径（与出蜀的路径走向相反），但对许多所引诗文作者而言，这又与此期吏蜀官员、文人墨客的入蜀路线走向吻合，这一点特别提醒读者留意。

苏轼兄弟诗中“错喜欢铺”和“凤州西”是我们考探苏轼两次出蜀路线北段的重要参考指引。宋代川陕交通路线使用最多的是嘉陵道（其北段即陈仓故道），被置为入川正驿，且汉唐以来，在其中一些路段，水陆都取用甚多。如唐郑谷自蜀至陕，有《兴州江馆》^〔18〕诗，知其取故道，水路有江馆之设。《方舆胜览》：“嘉陵江源出大散关之西，去凤州九十里。”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故道水）经凤县北、徽县东、两当南、略阳西，迤逦而入川江，滩石险恶，至渔关（今徽县虞关）始通舟楫”，与《通志》所述无异。

这表明苏轼两次出蜀路线北段走向是沿宋时故道自兴州（今略阳）北上至凤翔府。至于沿嘉陵江而行路段是否水陆并用，不得而知。从苏洵早年历蜀道诗《忆山送人》中所述，老苏早年曾行经故道。

苏洵《忆山送人》^〔19〕（节选）云：

渐渐大道尽，倚山栈夤缘。

下瞰不测溪，石齿交戈鋋。

虚阁怖马足，险崖摩吾肩。

左山右绝涧，中如一绳悭。

傲睨驻鞍辔，不妨驱以鞭。

累累斩绝峰，兀不相属联。

背出或逾峻，远骛如争先。

或时度冈岭，下马步险艰。

苏轼有《送运判朱朝奉入蜀》诗句：“梦寻西南路，默数长短亭。似闻嘉陵江，跳波吹枕屏。”表明苏轼曾沿江而行，是在蜀道北段的故道，还是在蜀道南段的金牛道不详。

根据现知唐宋驿路驿程史料^〔13〕，蜀道北段的故道自凤翔府起至兴州（今略阳）的置驿情况如下：

陈仓驿（今宝鸡）、遵涂驿（近大散关）、黄花驿（凤州北）、两当驿（今两当县东）、河池驿（今徽县西）、青泥驿（今徽县青泥岭）、长举驿（今略阳白水江附近）、兴州顺政县（今略阳）。此路线中最为引起笔者关注的是青泥驿。因苏轼嘉祐元年（1056）出蜀时，正值故道中这段不长的青泥岭路^〔16〕，为新修白水路取而代之之时。现立于徽县与略阳县交界处，徽县大河乡石崖上的雷简夫《新开白水路记》题刻（俗称大石碑）清晰记载了此次改道。

本人近至徽县、两当、略阳等地实地考察，感谢袁永冰、曹鹏彦、王自立等当地专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和考证文章。但对长举驿地望的考证各方观点有所不同。故址位置为徽县大河乡，还是略阳县白水江镇，或是白水江镇长峰村，专家观点各异，主要原因是历代地理史籍所述驿程与现今实地多有差距导致（如雷简夫文中“五十里有半”与实地考察差距较大），待考。

雷简夫（1001～1067），字太简，同州郃阳(今陕西合阳)人。孝先子。仁宗庆历二年(1042)，杜衍荐为校书郎、秦州观察判官。简夫在雅州时，识眉山苏洵，二人相见恨晚。洵携其二子拜谒简夫，以师事之。简夫遂以书信投老友益州太守张方平、文坛泰斗欧阳修、韩琦等人，推荐“三苏”父子，使其脱颖而出。知雅途中，经汉中府，时朝廷拨银修筑古蜀道青泥岭段，嘱记此盛事，遂撰文并书《新筑白水路记》碑。老苏有《雷太简墓铭》。从雷简夫此记，我们可知以下几点：

1.新开白水路的原因，是因故道这段翻越青泥岭的旧道“高峻、泥泞、路远”^〔16〕。

2.新开白水路，建成可通行时间为嘉祐二年（1056）秋，“至秋七月可其奏，秋八月行者已走斯路矣”。

3.新开白水路的起点、终点、长度：“自凤州河池驿（今徽县西）至长举驿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20〕比旧道减少一驿，而且减少了岭下绕行路程。

今考，旧青泥路需自现徽县南上岭，自青泥岭（今青泥店子），至太和庵下岭，绕岭下小道自嘉陵江边虞关。《关中胜迹图志》有“白水路”条“在略阳县北”，《通志》“宋至和中开”；浊水“在略阳县北百二十里。^〔21〕苏轼两次出蜀，当新旧二路各行一次。即嘉祐元年春行旧路（新路未成），而熙宁元年冬新路已可行矣。苏轼恩师张方平，蜀中清吏赵抃，至和年间、熙宁前后有行经此段道路诗作。

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号“乐全居士”，谥“文定”，北宋应天府南京人，有《乐全集》四十卷传世。张方平是三苏最早的发现者、推荐者和政治上的支持者、保护者。曾在成都热情款待苏轼（待以“国士”），而苏轼终身敬事张方平。《乐全集》序即为轼所作。至和元年（1054）七月，张方平为户部侍郎知益州，十一月到任。

《乐全集》载有张方平“赴益州路中诗作二十六首”^〔22〕，信息量非常大，其中十七首含有明确地望方位或时间坐标，可成为我们考察苏轼当年蜀道行迹的重要参考。这些诗反映张方平赴益（今成都）走的是故道，青泥岭段走的是开白水路前的旧道（回程待考）。在故道北段存诗有：经两当驿时有《过张真人洞》，过青泥岭时有《青泥岭》、《鱼关诗》，抵兴州前有《药水岩》、《兴州长举县飞石阁》。其《青泥岭》诗云：

斗峻凌霄出混茫，东西秦蜀此分疆。

萦纡断涧千寻曲，回合危峦万叠苍。

烟外孤村通鸟径，云间盘道绕羊肠。

朝家方面非轻寄，何事徘徊望故乡。

蜀道南段以及日后回忆诗作还有：《杜鹃》、《宿龙门洞》、《飞仙岭阁》、《筹笔驿》、《过嘉川驿》、《剑门关》等。这些作品中，自注部分资料丰富，如《药水岩》诗下，既有方位之标“长举县东十里”，又有时间之序“时甲午十月二十三日”。《宿龙门洞》诗下：“在三泉县西，即古葭萌。”《鱼关诗》诗下：“青泥驿西二十里，危峦叠嶂，曰鱼关山。”

赵抃（1008～1084） 字阅道，自号知非子。衢州（今浙江衢县）西安人，其生平见于《宋史》卷三一六，《东都事略》卷七十三。苏轼作有《赵清献公神道碑》。赵抃治蜀政声卓然，有《四库全书》收录《清献集》，今存诗781首（《全宋诗》），其中和蜀地、蜀道有关的诗近两百首。

赵抃一生四次入蜀，前二次均水路入川，第三次为治平二年（1065）和第四次为熙宁五年（1072）均经陆路入川。有《题御爱山》、《题张果老洞》、《熙宁壬子至节夕宿两当驿》、《过青泥岭》、《过岭回寄张景通先生示邑下同人》、《乙巳岁渡关》等蜀道诗作。赵抃《过岭回寄张景通先生示邑下同人》云：

二年官役愧能名，贤得斯人幸合并。

几度孝廉交郡辟，一生文行出乡评。

君庐皂水江头远，我马青泥岭顶行。

西首胡为书以赠，欲持同邑寄诸生。

此诗为赵抃在江原（今四川成都崇州）任满后（1052）出蜀过青泥岭“旧路”时所作^〔23〕。

苏轼两次出蜀前后时期，许多重要文人、吏客的蜀道诗也值得认真研究，如张咏、文同、宋祁、王素，甚至晚期的陆游等人的作品。文同《长举驿楼》诗：“爽气浮空紫翠浓，隔江无限有奇峰。君如要识营丘画，请看东头第五重。”大画家文同的诗至少告诉我们：长举驿位于江（嘉陵江）边，江峰景物透着水墨画般的美。文同过故道北段时还有《过大散过寄子骏》、《夜发散关》、《大热过散关因寄里中友人》等诗作。

苏轼兄弟均有诗言及兴州（今陕西略阳）古东池。苏轼《寄题兴州晁太守新开古东池》、苏辙《兴州新开古东池》。二诗均为凤翔时期所作，距苏轼兄弟首次出蜀过兴州时间不远，苏轼诗中“百亩新池傍郭斜”对古东池面积、方位走向似有亲历之忆，苏辙诗中“西还过此须终日”句，则有当年尚未开浚，匆匆而过之憾。

北宋时期，自兴州入蜀，即为本文所要考探的苏轼出蜀路线南段。兴州自古为要津，除嘉陵之便外，史上有明确记载：宋代故道作为正驿，从兴州皆南下接金牛驿至利（广元）^〔14〕，唐宋金牛驿即今陕西省宁强（宋时大安军）县大安镇烈金坝。至于为何不利用嘉陵之易沿水路修栈或舟行，待考。

《舆地纪胜》有“金牛镇”条：“在军东六十里。昔张仪、司马错从石牛道伐蜀，取之。”“金牛驿”条：“扬雄《蜀王本纪》：蜀令五丁力士牵石牛还成都，秦随牛伐蜀焉。”

唐金牛驿起点在兴元府（今汉中），据严耕望《唐金牛道成都道驿程考》，昔金牛道自兴元府西经西县（今勉县西）、烈金坝至蜀。北宋时期，由兴州至金牛驿的这段蜀道，相对唐时绕经勉县、兴元府路线有所变动，烈金坝至利州（广元）段也非今天经金牛峡（滴水铺）、宁强县、七盘关、朝天镇到广元、昭化路线（此路线应为元以后路线）。

王开《古代宝鸡道路志》认为：北宋时期，兴州至金牛驿的这段蜀道，不经由西县（今勉县西）。太平兴国五年（980），改由飞仙岭（今略阳东南）、经陈平水道直达金牛驿，接合金牛道入蜀。略阳学者王自立文章^〔24〕对此作了考证和说明，文中除少数所引诗文有待商榷外，观点基本符合史实，即《永乐大典·梗韵·岭》卷11981：“飞仙岭，有阁道百余间，横之半空，即入蜀大路也。此路旧由西县(今勉县西 )过，经由沮水，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移改于是岭。”此改原因不详，待考。也许与乾德二年（964）王全斌伐蜀等变故有关。此道比沮水道（原从兴州东行沿沮水至勉县旧道）节省路程百余里(省三驿四铺)，途中仅有一驿(方骞驿)，其具体路线与今天略阳至宁强的公路走向一致，即自略阳县东南的接官亭翻分水岭，沿导岭河（故称陈平水）、经庙坝至大安（金牛驿），全程约八十里。此路唐时已有，只是后改移又复用。苏廷 (670～727) 有《晓发兴州入陈平路》诗，杜甫（712～770）乾元二年 (759)自同谷经兴州入蜀有诗《飞仙阁》，作者自注：“飞仙阁在兴州东南，徐佐卿化鹤于此，故名，上有阁道百间。”张方平、赵抃诗《飞仙岭阁》、《和六弟过飞仙岭》均言此道。

八十年代，著名蜀道学者蓝勇教授对金牛道有过深入考察和研究。近年四川、陕西学者雍思政、孙启祥也有对金牛道历史变迁的考证文章^〔25〕。蓝勇先生曾实地考证唐金牛道（宋时基本上沿用）沿途驿站（具体地望参见蓝勇著《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

《舆地纪胜》载：“自（利州）城北至大安军，管桥栏、阁共计一万五千三百一十六间，其著名者为石柜阁、龙洞阁。”“自蜀至京师行四千里，天下山水之可喜者莫如三泉。自利至兴行五百里，几半蜀道，而岩洞之可喜者莫如龙洞。”大安军三泉县是宋时朝廷直辖之地，治今宁强县阳平关镇，苏轼当年应寻恩师张方平足迹，道经三泉，游赏龙洞，只是不知是否也像张益州“宿龙门洞”。

又据《舆地纪胜》卷184《利州路》谈到孝宗时利州开马道，“皆不由剑阁，别架栈……以引商贩。”马道当为剑阁道另有他径。

对金牛道的变迁研究，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1.苏轼出蜀时期，自金牛道出蜀路线是：自昭化、广元、沿嘉陵经朝天北上三泉（今阳平关镇），东经代家坝至金牛驿。有学者指朝天至三泉间路线基本上沿现嘉陵江东岸朝阳（朝天至阳平关）公路而行。

2.金牛道朝天以北路段及利剑（广元到剑阁）段有间道，唐宋以来多有异动，如：王全斌攻蜀（964）后，留下的“罗川道”、朝天以北五盘岭、九井附近的小路、剑阁附近的马道等。

3.元代起（参见元李祖仁《广元路复行古道记》），金牛道朝天驿以北不再沿嘉陵江上行宋三泉县（今宁强县阳平关），而是经朝天驿东北镇宁站（今宁强）、金牛峡（滴水铺）到金牛驿。此线路为明、清、民国所沿用，即今川陕108国道路线。

4.对近代金牛道驿站考^〔14〕得知：除个别区段，有少量线路异动，金牛道南段路线一直较为稳定。当年苏洵落榜归蜀，其兄有诗送别“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灵关”或为“鹿关”之误）。今德阳（古旌阳驿）北的鹿头关位于入成都平原的故金牛道上。陆游有《鹿头关过庞士元庙》诗。

苏轼出蜀年代前后，许多文人武吏在金牛道沿途留下有大量诗文，其中以剑门之咏和广元北嘉陵江畔路之叹为最。少量诗文言及广元北至宁强间道，如宋代郭英诗：

大漫天是小漫天，小漫天是大漫天。

一人大小漫过天，遂使生灵入四川。

诗文中景物与以上研究所指正驿上的有关地望吻合，有的至今还是当地著名景点景区。如张方平《宿龙门洞》、《雨中登筹笔驿后怀古亭》、《嶓塚》；文同《过朝天岭》、《过嘉川驿》；陆游《老君洞》、《自三泉泛嘉陵至利州》、《剑门道中遇微雨》；赵抃《乙巳岁渡关》等。

张方平《宿龙门洞》诗云：

路到葭萌古道边，层崖垒磴入苍烟。

忽逢方丈在平地，何意中途过洞天。

四面浓岚围碧嶂，半空急雨迸飞泉。

一宵身世离尘境，却抚征骖懒下鞭。

文同《过朝天岭》诗云：

双壁相参万木深，马前猿鸟亦难寻。

云容杳杳断鸿意，风色萧萧行客心。

山若画屏随峡势，水如衣带转岩阴。

生平来往成何事，且倚钩栏拥鼻吟。

陆游《自三泉泛嘉陵至利州》诗云：

日日邅途处处诗，书生活计绝堪悲。

江云垂地滩风急，一似前年上峡时。

赵抃《乙巳岁渡关》诗云：

谁云蜀道上天难，险栈排云彻万山。

我愧于时无所补，十年三出剑门关。

从张方平、赵抃和陆放翁诗句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三泉风物绝佳令人留连而宿，北宋的剑门关南北是绵绵栈道，南宋时期阳平关至广元可顺流江行，比文同所言“自朝天驿舍路觅舟”南下还要便利舒适。

小结

历时多年，行于蜀道，求教于沿途各地方家、史籍及学者，尽力梳理还原苏轼两次陆路出蜀的大体路线。即苏轼两次出蜀非行经褒斜道（谷）而是由宋金牛道，自眉山、成都过剑门关、利州（今广元）、沿嘉陵江上三泉（今宁强县阳平关镇）、经金牛驿（今宁强县大安乡），北上陈平道至兴州（略阳）、由长举县（待考，示意图标注位置从大多资料所载）越青泥岭（前次由旧青泥道，后由白水新道）经河池驿（徽县）、两当驿（今两当县东）、凤州、大散关至凤翔府。按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甘肃省也是“飞鸿”踏雪掠过之地（今徽县、两当县属今甘肃省陇南市）。

成文期间，费事困扰较多的考察是：大散关关址、长举驿地望之考。青泥岭路段考察也多有艰辛。在今宝鸡市大散关风景区、略阳县白水江镇嘉陵江边、宁强县阳平关镇龙门洞，上下求索，谨言慎行。在同当地学者的交流中，对有争议的地望，在无一手史料或史料混乱时，既坚持己见，又充分尊重，甚至相约日后待考（如与袁永冰先生论及大散关、长举驿地望问题）。

古代道路变迁复杂，“切不可以今证古！”（袁先生语）何况这是一次材料少、线路长，跨越千年的苏轼出蜀行迹考探。本文对苏轼两次出蜀路线，通过旁证和少量线索做史海钩沉，期间收集、整理、消化蜀道变迁资料的工作过于庞杂，查阅相关人物、诗文资料难免有误，不当失实之处难免，留予日后订证。

此次专题考探完全是业余爱好者利用工作之余所为，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把握和厘清得十分准确。考探中尚存大量问题和疑惑，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和专家学者的完善突破，如：苏轼兄弟熙宁初为何无诗文存留问题、苏轼莅阆问题、大散关关址、长举驿（甚至宋河池驿）地望、宋代嘉陵故道虞关以下（利州以上）水路交通情况、宋代故道长举驿至兴州段驿路路线问题、北宋金牛道朝天驿以北段、剑阁段支道和间道研究，都有待进一步考证和研究，本文未敢轻做臆断。

注释

[1]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  孔凡礼《三轼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  杨林由《阆中名胜古迹考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4]  刘友竹《眉山五苏与阆中》，《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5]  《苏轼赴京赶考留宿阆中》，《南充晚报》， 2013年6月16日。

[6]  （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阆中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  刘扬忠选注《欧阳修诗词》，中华书局2014年版。

[9]  （宋）梅尧臣《梅尧臣编年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0]  李家驹《蜀道雄镇》，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

[11]  何增鸾、刘泰焰选注《文同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2]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13]  王开主编《宝鸡古代道路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14]  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5]  《陕西省志·第二十六卷（一）·公路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6]  （清）毕沅撰 、张沛校点《关中胜迹图志》，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17]  （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18]  （清）彭定求等编、陈尚君补辑、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

[19]  曾枣庄《苏洵图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0]  曹鹏雁《青泥岭与青泥古道的文化内涵》，2013年10月在陇南师专文史研讨会上的专题发言。

[21]  谨案：浊水即白水也，宋时依之开路，谓之白水路”。今“十天高速”（十堰至天水）有路段依“白水”（今洛河）而行于山间，路旁的“大石碑”石刻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

[22]（宋）张方平著、郑涵点校《乐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3]  彭清宜《赵抃入蜀及蜀中诗歌创作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2年。

[24]  王自立先生《史苑钩沉：方骞驿与陈平道》。

[25]  孙启祥《蜀道---金牛古道演变考》，《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尧军，华夏苏东坡文化传播中心理事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转自2016年第3期《苏轼研究》。